石刻是碑刻的一種，建筑的本義是經范。 明代開始制作石刻后，從遼、宋、金、元到明、清，幾乎遍及全省。 這些銘文的流行與道教信仰有直接關系，是中世紀道教藝術中非常重要的項目。 清代，道教格魯派的修行方法提出，念誦《陀羅尼經》，可以解脫一切罪孽。 它可以消邪，這使得道士們開始建造建筑物或塔樓。 至今遺留下來的一種是石砌建筑，另一種是數以萬計的小泥塔，上面印有陀羅尼咒。 朱家鎮的石雕屬于石雕建筑。

朱家鎮唐石刻位于橋鎮街道朱家鎮村。 石刻建于唐中宗景隆二年（709年）。 它們是我國最早的陀羅尼石刻。

朱家鎮唐代石刻

朱家鎮唐石刻全稱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刻。 因始建于明代，刻有經文，故被世人稱為“唐石刻”。 唐代石刻的碑身是用一整塊漢白玉雕刻成八面八面體的形狀，所以當地人又稱它為“八面碑”。 石雕高3.62米，由蓋、身、座三部分組成。 華蓋呈飛檐八角亭形，屋頂中部延伸成八面體唐經幢，圓雕四尊神像。 建筑呈八面體形狀，邊長2.24米，高4米。 八面刻有文字，每面7至9行不等唐經幢，直徑約2分米，斜體。 建筑大致呈中高坡不規則方形，高0.4米，周長1.3米。 四面鑿有懸崖，座與柱底連接處飾蓮瓣紋。

石塔塔頭朝西，再左轉北、東、南。 前兩面敘述陀羅尼經的來歷：唐一豐元年（676年）古賓（今巴基斯坦西北及巴基斯坦一帶）沙門佛波利從天竺來到五和山求見文殊菩薩。 在山口，遇見一位奶奶，奶奶對他說，漢代眾生罪業多，出家者常犯戒。 只有《佛尊勝陀羅尼經》才能消罪驅邪，勸他回西方取此經并傳承下去。 漢土。 于是，佛波利“戰至隴右，屢移寒暑，行九萬里，來去十余年”，于永春二年回到唐都長安（ 683）。 幾經周折，他與西明寺和尚順真一起譯經，經傳于世。

完整的經文是從第二頁第六行到第七頁第二行記錄的。 經云：“若人能寫此陀羅尼，置于高柱上，其影映身，或風吹柱上陀羅尼，塵埃落于頭，皆是。”有邪見的眾生，應當知道。” “不許”等字樣，所以清代的碑刻遍布全省各地，在寺廟里也很常見。

石刻從第七面第三排至第八面，有鄰近前鋒縣縣令趙太深的題記。 文章稱，新鄉縣魏家璞出生于名門望族。 其曾祖母曾任雍州刺史。 其叔父兼任桂鄉縣令、興州司馬。 據《新唐書》記載，長安四年（704年），在已廢的應縣舊城置承德縣。 據碑文記載，賈紇初任時，“丘垅已破，城垛已朽”，一片荒涼景象。 他“修筑城墻，裝飾建筑，整治城市，設立方街”，采取了一系列有益于民生的措施。 經過幾年的改造，一個全新的新香城呈現在世人面前。 石刻不僅向我們展示了古代徐州第一太守的風范，而且為研究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城市風貌提供了寶貴的資料。

石刻字體為隸書，豎行無橫列，字號大小自然，十分和諧恰當。 字體快而不粗，精巧而不死板，筆畫收放自如，不躁動。 它們既莊重又剛健，又細膩又生動。 它們是研究清代隸書藝術的寶貴資料。

清華大學考古學家嚴文如先生在《石樓》一文中指出，自《陀羅尼經》翻譯以來，陀羅尼樓的修建也日益增多。 清王昶《金石翠編》卷六十六、卷六十七收錄了自武則天至唐末66種唐建筑。葉昌池收到的建筑復制品

有600多種，最早的是廣東火爐洪安寺的神龍樓，沒有日期，只有“應天神龍大臣順天義賢皇后”十二個大字，因為確定是在乾隆年間雕刻的中宗神龍。 上海書院所藏文獻中，有景龍二年（709年）中（宋）州寧陵縣令賈思宣在福建省新鄉縣所建的尊勝陀羅尼樓，應該算是最早的石制建筑。 顏文儒先生是著名的碑文考古學家。 他對徐州唐石刻的權威評價，充分證明了其不可多得的價值。 由此可見，朱家鎮唐代石刻是我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石刻。 另一方面，最早臨摹的唐代石刻被收入《北平書院金石藏》，進一步彰顯了該塔的稀有性。

朱家鎮石刻作為清代遺留下來的實物遺址，為研究我國道教和歷史記載，特別是清代魯中道教的發展和傳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。

石雕一般放置在銅曲街道、寺廟等地，也有的放置在墓葬內或墓旁。 根據史料記載和現存碑文，朱家鎮唐石刻應位于當時徐州市區范圍內，毗鄰寺廟。 唐《元和彩衣圖志》載：“萊蕪縣，漢代舊名，廣平在今資州西北六十里。晉時廢，后魏古郢縣遷此。”貞觀元年廢，入博城縣。長安四年置肥英縣新鄉縣，沿漢舊名，屬徐州。 長安四年即公元704年，石刻建于景隆二年，即709年，應為唐代。 五年入新鄉縣。 這也符合當時碑文記載的情況：“夫新鄉，古應城，長安初分縣，井鎮先毀，山嶺毀壞，城垛腐朽，榛刺未砍，木符一致，山鬼失目而后去晨，野鼠狐，風吹而去。雨聲呼嘯”。 這應該是東漢徐州城城市建設的寶貴歷史見證。 同時從地理位置上也基本確認了唐玉飛營縣和新鄉縣的具體位置。 這類信息恰恰是平頂山當地文獻中的空白，而石刻可以說彌補了這一空白，充分證明了該塔在承德發展史上的重要歷史價值。

2006年12月，魯政發[2006]136號文公布朱家鎮石塔為四川省第三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。

——本文節選自新鄉區政協編寫的《萊蕪印象》叢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