巴黎成就其神話絕非偶然：羅馬帝國崩潰后的一千多年來，法國一直是無可爭議的歐洲文明中心，巴黎是法國的中心——不僅是政治中心，也是法國的中心。思想、文化、娛樂的中心，是金融、軍事、宗教、科技、藝術、時尚等幾乎所有事物的中心，以至于很長一段時間“巴黎”和“外省”幾乎就像兩個地方世界。 這種集中，用維克多·雨果的話說，意味著耶路撒冷、雅典和羅馬概括了人類歷史，而巴黎“將這三者合而為一”。 巴黎的“不朽三部曲”是象征戰爭的榮軍院和凱旋門，象征文化和宗教的盧浮宮和巴黎圣母院，以及代表金融的財政部和交易所。 在巴黎最輝煌、最長的世紀（1750~1890）期間，它確實是地球的中心。 這個時代甚至可以以這座城市命名。

由于現代化的推進和多個中心的集聚，到了18世紀，巴黎已經成為一個渴望個性和現代性的大都市。 來自法國和歐洲各地的人才、文化和財富在這里混合，形成一個巨大的萬花筒，這座光之城的吸引力和力量也源于這種混合。 多元化的環境使一切成為可能，就像許多現代大都市一樣，巴黎是天堂與地獄的結合體，是現代性、罪惡和革命的首都——事實上，是一座同類城市。 神話很少單獨出現； 他們通常成群出現。

無論它們是怎樣的神話，它們之所以帶有巴黎的印記，就在于這個聚集本身。 事實上，現代技術（特別是交通和通訊）的發展和人員流動會加劇這種集聚。 巴黎雖然長期以來一直是法國的首都，但直到19世紀之后，其人口才出現急劇增長，而它的一系列神話往往既是這種人口聚集的結果，也是原因——越來越多的人來到巴黎，成為法國的中心。世界，正在尋找自己的夢想，創造著新的神話。 與此同時，越來越多的人受到這些夢想和神話的啟發，渴望盡快涌向巴黎。 這一幕，是現代城市發展中不斷上演的劇本。

當時還有其他城市可以競爭“世界首都”的稱號，尤其是倫敦——它也是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心，一直是英國的首都。 到1702年其城市人口已超過巴黎，更何況倫敦的經濟產出遠高于巴黎：托馬斯·卡萊爾在1824年表示，巴黎的生產能力“似乎還不到倫敦的二十分之一”，而且巴黎從來就不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。商務中心。 與倫敦不同，巴黎長期以來主要是消費中心而非生產中心，因此其現代性不是工業現代性，而是文化、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現代性。 這或許就是巴黎能成為“世界之都”的原因，不僅是因為文化、政治、思想在當時總是比工業更具普世性（畢竟當時擁有如此現代化工業的城市并不多） ），而且更有吸引力——雪萊曾說過“地獄是一座與倫敦非常相似的城市，/一座擁擠而煙霧繚繞的城市”，但沒有多少作家將巴黎描述為地獄。 人們偶爾會做出這樣的比喻只是為了說明巴黎的危險，但高犯罪率卻是現代城市的共同特征。

與這個對比相對應的是：雖然兩個城市都日益聚集了全國各地的人才和資源，但或許是工業化的倫敦更加堅定了英國人長期以來對鄉村的熱愛，它很難被稱為工業城市。 巴黎，可是孕育了法國人迷戀的大都市。 正如書中所說，“偉大的英國浪漫主義者，無論他們住在遠離倫敦的地方（如華茲華斯）還是住在倫敦（布萊克），都認為英國首都更像是一場噩夢，而不是一本百科全書，”法國人的反應差異很大：波德萊爾說“鄉村對我來說是丑陋的”，另一個人只是說“我寧愿在巴黎生活三十年，也不愿在鄉村生活一百年”。 在兩國的現代文學中，英國的鄉村往往是美麗、寧靜并保留著紳士禮儀，而法國的省份則是麻煩、無聊和失敗的象征。 用龔古爾兄弟的話來說，“我們感到外省有荒涼。大革命把一切能人都召集到了巴黎。” 歸根結底，這是兩個不同的現代性神話，分別植根于兩國不同的文化和經歷。 巴黎神話之所以更受歡迎的原因之一是它的類型更能代表落后國家。

巴黎只是這些神話最典型的代表，但它并不壟斷這些神話——事實上，被譽為“東方巴黎”的上海也有自己的神話。 和巴黎一樣，上海不僅是近代中國的革命之都、現代性之都、娛樂之都和藝術之都，而且還是工業和科技之都，盡管它從未成為政治中心。 中國現代城市的大部分進程和經驗都可以在上海找到根源和原型。 這不是有意識計劃的結果，而只是同一過程的自然結果——現代化過程中人口向主要大都市的集中。 現代上海的神話之所以誕生，是因為它是當時中國乃至東亞事實上的中心。

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巴黎神話的終結并不是因為超現實主義的興起而發生了任何改變，而僅僅是因為一個簡單的事實：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之后，就連歐洲也不再是世界的中心，而巴黎本身也恢復了作為一個國家首都的平常角色，甚至不再是法國外省人羨慕的對象。 歸根結底，“巴黎神話”本身就是同時期歐洲中心世界結構的產物。 然而，巴黎的神話將比巴黎本身更加不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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